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将经济因素视为弱势群体共性中最本质性的因素。
恰如麦迪逊所言无论政府的真正权力在那里，都有压迫的危险。在建立新国家政府的制度结构中，联邦党人设计了两种政治装置——制衡原则与扩大的共和政体，对公权力之于个人权利的潜在侵害进行与攻击的危险相称的防御。
参见韩大元、莫纪宏：《外国宪法判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7页。实际上，法律规范包括权利规范和义务规范，因此，可诉性同样包括权利可诉性和义务可诉性。其表现形式为要求国家证明多采取的关涉社会——经济权利的任何倒退措施的合理正当。从可诉角度而言，承前所述前者的可诉性毋庸置疑。[20]类似的判例也出现在国际人权保护实践中。
）另外，如果法律义务不具体，过于抽象、概括性，或者指向含糊、实施机构不明确，虽然为法律明确规定，其司法的强制性低，不具或只具有一定程度的可诉性。（一）针对第三人侵害的排除和救济层次义务可诉保护义务中，国家对第三人侵害的排除和救济义务，虽然是以积极方式作为的，但其表现的仍是尊重义务所倡导的消极自由理念。[10]具体来说自由权和社会权之分不在于国家的义务是积极还是消极，而在于两种义务在两种情形下的地位和作用。
并且，该类型义务履行针对的是一般事项，不指向任何具体的权利主体，所以不具可诉性。在二元视野中，权利与义务的严格对应，权利的可诉性亦表明了对应义务的可诉性。而由博学及正直的司法部门以宪法为依据，对公权力行使进行审查正是合适之选。国家督导员裁定，在该案中，国家本应对血友病人因输血造成的艾滋病阳性携带感染的危险抱有较高的警惕性。
面对现实条件的束缚，针对具体给付义务的可诉性，不仅从范围和方式上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司法尝试，而且在对具体给付义务的规范技巧上进行了探索。（注：E. Denninger，aaO. S. 772.转引自陈新民：《宪法基本权利之基本理论》（上），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67页。
这种‘委托并不具有‘裁量的特征，亦即立法者并没有裁量立不立法的余地，而是义务。如果（这些条款）能纳入宪法，那么独立的司法机构将以特定的方式把自己当作这些权利的扞卫者。[9]日本学者大沼保昭进一步指出的：在传统的理解上，社会权使国家负有积极的义务。[4]我们坚持对保护义务进行狭义上的理解，即国家保护公民免受第三人侵害的义务，包括预防、排除和救济三个层次。
（4）与社会法治国性质的受益权功能对应的给付义务，具有可诉性，但其程度受制于现实条件。革命导致的动荡与和平、安全及个人权利并不相容，革命破坏了现存秩序，但又无法保证一个更好的秩序。譬如，在所有的经济和社会权利中内在固有的消极禁止（尊重的义务）显然是可在法院得到实施。据此，属于消极权利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主要内容是国家不得干预个人的完整性及自由的义务，被视为是绝对和即刻的，是可审判的，法院和类似的司法机关可以毫不费力地适用。
法院认定，第102号公约的条款具有直接效力，因为应提供的服务属于限制性质。【摘要】国家义务可诉性取决于两个要素：首先，是不是法律义务，是不是具体的法律义务。
立法者可以自己决定立法的具体时机，但立法者不能拒绝宪法具体委任的立法或恣意地拖延立法，当立法者作出不立法的决议或者相当长时间内不进行立法，有可能超过立法裁量权的界限，当立法不作为超过立法裁量权时可认定为违宪。并且认为‘宪法委托并不是单纯的对立法者的一种‘政治或伦理的呼吁，而是一种有强制性的、法‘拘束性的义务。
特别是当某机构不能发挥适当作用时，可认为国家负有保障个人免受这些机构行为的损害的可审判义务。在实际执行中，此类限制须通过法院执行，因而法院必须有宣布违反宪法明文规定的律法为无效之权。可见，包括司法审查在内的监督方式，最初都是由确保国家对基本权利的尊重义务发展而来。[12]（P205）第二，关于具体给付义务可诉性，表现为义务履行的方式的可诉。在我们的政府中，真正的权力在社会大多数手中，对个人权利的侵犯是主要的担忧。通常所指的可诉性，多指权利规范的可诉性，一般认为自由权可诉，而社会权不可诉。
只有法律义务才具有司法强制的可能性，道德义务和政治义务不具可诉性。依据基本权利的双重属性理论，基本权利主观面向所对应的国家义务是公民可直接向国家主张的，也就是可以通过司法程序保障实施，亦即可诉的。
合法的政府建立在国民同意基础上且旨在保护这些权利，如果政府剥夺或者妨碍这些权利，人民就有正当理由撤回同意，并以革命的方式推翻该政府。而基本权利客观面向所对应的国家义务，即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功能所针对的国家的所有义务，包括制度性保障义务、组织与程序保障义务、以及各种排除妨碍的义务[4]，具有高度的抽象、概括和纲领性，及政治和道德意义，在事实上很难通过司法裁决的方式予以保障，因此是不可诉的。
[17]国家设立各种机构，直接的目的就是排除对自由的侵犯和威胁，这是国家的第一义务，然后才是针对国家潜在威胁的尊重义务。）具体指宪法中出现的其细节由法律规定、由法律规定或依法律等表述。
[3]（P77）与之相区别，国家义务的可诉性是指有权司法机关对国家义务行为的司法审查，亦即对国家义务正当行使的司法强制的可能性，实质上是对国家义务的一种司法监督。如国家义务可诉性分析框架所示，给付义务的抽象部分即与基本权利客观面向对应的制度性保障义务、组织与程序保障义务，与保护义务的相应部分具有相同的性质，该部分义务的可诉性问题如在保护义务中所述，除宪法委托的特定情形之外，一般不具有可诉性。最后，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对庄稼的毁坏和污染违反了尊重和保护隐含的食物权的义务。在司法实践中，荷兰中央上诉法院依据《国际劳工组织公约》（第102号）关于医学上要求的在医院分娩的福利权条款进行的裁决，支持了国家给付义务中最低核心层次的可诉。
基于国家义务与基本权利之间的内在关联，某一基本权利是否具有请求性决定了相应国家义务的性质及内部构造，某一国家义务的可诉性与该义务对应的权利是否具有可请求性是同一事物的两个对应面。还有的学者更是以该项义务的可诉性为依据驳斥社会权不可诉的观点，保护义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已有法律中得到清楚的说明。
这种‘方法选择，很明显的，并不是‘得不得立法的裁量，而是‘如何立法之裁量。第一，具体给付义务的可诉性，表现为最低核心义务可诉。
而宪法委托对立法者在立法裁量上的拘束，又使得司法对立法行为的审查变得可行。政府没有监督开采行为并让地方团体参与决定而忽视了政府保护其公民的财富和自然自愿不受剥削和掠夺的义务。
[19]（P23）刘耀辉，单位为东南大学法学院。然而在保护义务中，对保护特定主体免受第三人侵害的义务却是具体的，因此对于特定主体而言，是可以主张的，对应的是该基本权利的受益权功能。可诉性可诉性包括纠纷的可诉性和规范的可诉性[1]。因此，在国家义务体系中，国家义务的可诉性包括如下方面：（1）与基本权利防御权功能对应的尊重义务具有完全的可诉性，是一种典型可诉的国家义务。
而属于积极权利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则被认为要求国家承担向个人提供福利的义务，这种积极意义的实施需要付出成本，如法院对此进行司法审查，则干涉了决策者的分立管辖范围，因此是不可诉的。但是，随着现代化负面效应地累积，个人努力的效果在社会中日渐式微，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均承认了这种国家义务一定程度上的可诉性。
为了克服逐渐实现的义务给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实施和监督所带来的困难，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提出并发展了最低核心义务的概念。政府既没有监督石油公司的行为也没有要求采取安全措施。
基本权利的客观面向，主要是作为一种价值秩序和原则对公权力产生的约束，这种义务所针对的对象是一般性的，作为的方式也往往是抽象性而非具体的。例如，在韩国宪法法院1994年12月判决的92宪甲22案中，法院认定立法者30多年没有对补偿问题采取立法措施的行为，超越了其裁量权界限，因此构成违宪。
